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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金福彩票2024-01-23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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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

　　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2022粤港澳大湾区全球招商大会：广东“2+1”政策全球招商******

　　中新网广州12月21日电 (记者许青青)21日，2022粤港澳大湾区全球招商大会在广州开幕。广东省商务厅副厅长赵青在上午的粤港澳大湾区投资政策宣讲会介绍，广东将推出“2+1”政策招商。

　　他介绍，“2”，就是两个招商重点方向：分别是制造业招商和总部企业招商。刚刚闭幕的中共广东省委十三届二次全会，明确提出广东要突出制造业当家，要把制造业这份厚实家当做强做优。目前，广东重点发展20个战略性产业集群。其中，10个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分别是新一代电子信息、绿色石化、智能家电、汽车产业、先进材料、现代轻工纺织、软件与信息服务、超高清视频显示、生物医药与健康、现代农业与食品。1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分别是半导体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智能机器人、区块链与量子信息、前沿新材料、新能源、激光与增材制造、数字创意、安全应急与环保、精密仪器设备。这20个战略性产业集群中，8个已达到万亿级规模。同时，目前广东正在大力发展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希望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尤其是世界500强企业、行业龙头企业，到广东设立区域总部、功能性总部和研发总部。

　　“1”，就是一套组合政策：囊括了财政奖励、税收、科技创新、金融、用地、用能、用工、环保等方方面面支持政策。例如财政奖励方面，广东出台了“外资十条”“制造业十条”等为代表的投资奖励政策；税收方面，有横琴、前海、南沙三个区域“双15%”税收优惠政策，覆盖湾区内地9市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赵青重点介绍了商务领域的支持政策：在外资奖补政策方面，近年来，广东出台了“外资十条”及其修订版等系列有竞争力的支持政策，真金白银支持外资企业落户大湾区、落户广东。在财政奖励方面，对实际外资超5000万美元的新设项目、超3000万美元的增资项目(房地产业、金融和类金融业除外)和超1000万美元的外资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由省财政按其当年实际外资2%的比例给予奖励，最高奖励1亿元人民币。截至目前，广东累计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资项目(企业)超过200个，兑现奖励资金超35亿元人民币，撬动实际外资超过100亿美元。

　　赵青表示，目前，广东正在研究出台更大力度的外资支持政策。

　　跨国公司总部政策方面，去年8月，广东专门出台了《广东省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办法(修订版)》，进一步明确了有关总部扶持政策。对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在享受外资奖补政策基础上，如对省级财政年度贡献首次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叠加享受广东省财政按其当年对广东省级财政贡献量30%给予一次性奖励。

　　赵青说，今年广东已认定首批18家总部，欢迎更多的跨国公司把总部落到广东。

　　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方面，去年8月，按照国家部署，广东印发实施《广东省外资研发中心免税进口设备资格审核认定办法》。一经认定为外资研发中心，将可享受“十四五”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具体包括对进口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采购国产设备全额退还增值税等。希望广大跨国公司和科创类企业把握机会，用足用好外资研发利好政策。

　　自贸试验区专项支持政策方面，区内拥有最优惠的“双15%”税收优惠政策。第一个15%，是指各片区符合优惠产业目录的企业享受15%企业所得税优惠；第二个15%，是指各片区享受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15%个人所得税优惠。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区内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已缩减至27项，制造业负面清单条目实现清零。对以珠三角9市37个港口实施启运港退税政策，南沙拥有国际航运保险税收优惠政策。金融方面，获国家批准开展自由贸易(FT)账户试点，南沙是全国首批开展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地区，注册在自贸试验区符合条件的融资租赁公司可与其下设的特殊目的公司(SPV)共享外债额度。粤港澳合作方面，允许在建筑、规划、导游等领域具有港澳执业资格的专业人士经备案后直接在自贸试验区内执业。港澳服务提供者可投资设立旅行社，粤港澳律师事务所合伙可开展联营试点。(完)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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